[ 郝亞東 ]——(2004-6-6) / 已閱28643次
中國法醫學鑒定體制淺論
山東省昌邑市人民醫院 郝 亞 東
摘要：中國法醫學鑒定體制重建于1980年，經過二十年的司法實踐證明該體制已不符合現代中國法制的需要，本文論述了現行體制存在的弊端， 并提出建立新型體制模式的初步構想。
關鍵詞：法醫鑒定體制 法醫鑒定結論
法醫學鑒定是依據法醫學專門知識，對與尸體、 活體以及與人體上的各種物質有關的問題進行醫學分析、鑒別和判斷，從而取得死亡原因、傷害程度、兇器種類、血型分析等結論性意見， 它在訴訟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它是查明案件事實，分清案件性質的重要根據， 同時又是鑒別案內其他證據是否真實的重要手段， 在某些案件中，法醫學鑒定結論作為一種證據材料， 有著舉重輕重的作用， 但是由于我國法醫學鑒定體制不夠完善，在鑒定的復核程序等許多方面沒有嚴格的法律規定， 使得法醫鑒定具有很大的隨意性和可變性， 不同鑒定人往往會在同一問題上提出針鋒相對的鑒定意見， 這樣在訴訟中就形成了一個非常奇特的現象：法醫學鑒定結論作為最應具有科學性的證據材料， 經常會成為當事人提出質疑最多的證據材料。
法醫學鑒定結論是通過采用一系列科學手段和科學方法進行嚴密的科學活動的結果，具有科學性， 同時它又是一種法定證據材料， 這種證據材料只有經過嚴格的法定程序進行審查屬實，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 法醫學鑒定結論的科學性與法定性， 決定了法醫學鑒定體制的建立，必須滿足其以上這兩方面的要求， 即鑒定體制必須有助于達到鑒定結論的科學目標， 同時鑒定結論又必須接受法律程序的嚴格檢驗， 以確定其是否具有嚴謹的科學性，能否可被接納為證據， 從而在案件審理中得以采用。
我國法醫學鑒定體制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我國法醫學鑒定體制建立于1980年， 由于當時我國的法制建設尚處初創階段， 因此未能就法醫學鑒定體制的組建進行嚴格的科學論證，只是依據公、檢、 法三機關“相互制約、相互監督”的原則，在公安機關、 檢察機關、人民法院內部都建立了相應的法醫鑒定機構， 但由于沒有具體的法律規定， 僅僅依據抽象的制約監督原則， 在實踐中這種體制難以滿足法醫鑒定結論的法律要求，同時由于當時我國法醫學專門人才較少， 故這種體制也不能滿足法醫學鑒定結論的科學性要求， 經過二十年的發展，我國法醫鑒定隊伍日益壯大， 但由于現行體制的制約，法醫學鑒定隊伍的人才優勢無從發揮， 難以充分保證鑒定結論的科學性與法律上的要求， 隨著我國司法制度改革的不斷深入， 我國現行法醫學鑒定體制已越來越不適應司法實踐的需要， 甚至已嚴重阻礙了司法工作和司法改革，簡要概括表現在如下三個方面：
一、 法院法醫鑒定職能的存在難以保證鑒定結論的科學性與其法律上的要求。
法院代表國家行使審判權，在案件審理過程中， 法院應當始終保持完全中立的公正的立場， 在形式上不能受雇于當事人一方或另一方， 即原則上要求法院不能具有任何的偏向性，而法院法醫則不同， 其在對外開展業務活動時，依一定的標準的收取鑒定費用， 此時法醫是受一方當事人的委托從事鑒定活動， 雖然法律對法醫學鑒定的要求是其應具有科學性、公正性和中立性， 但法醫鑒定活動具有社會性質， 它是面向社會提供法醫學鑒定服務的實驗性機構。單純從形式而言， 法醫是受一方當事人的委托從事鑒定活動的， 它收取當事人的檢驗費用，為當事人提供服務，因此其具有偏向性， 這種偏向性與法律對鑒定活動的中立性要求是并存的， 這二者之間的矛盾通過鑒定人自身的主觀意志來進行調和， 即鑒定人依靠自身良好的道德修養和對科學認真負責的態度進行公正、中立的鑒定活動， 但這種在形式上的偏向性存在是無可置疑的。
由于法院法醫與法院之間的特殊關系， 使得法院法醫在訴訟中具有了雙重身份， 他既是法院的下屬機構，為法院提供法醫學鑒定方面的咨詢活動， 同時又為當事人所委托提供鑒定服務， 客觀上為該方當事人的證人，法院法醫在訴訟中的這種雙重身份無疑將改變法院的根本性質，改變法院作為案件審判者應具有的中立、 公正的性質。 法院指定當事人委托本院法醫進行法醫學鑒定的同時又就有關鑒定問題向本院法醫咨詢， 這種“自鑒自審”的方式難免使法醫學鑒定結論的公正性與客觀性受到懷疑。在司法實踐中， 受案法院作為涉訟的法醫的上級，不可能毫無偏私的審查鑒定結論， 特別是在有數份不同鑒定結論的情況下， 只要其中的鑒定結論之一出自本法院的法醫之手， 受案法院就會偏袒自己的法醫所作出的鑒定結論，至少在形式上是這樣， 其原因與法院法醫與法院間的特殊關系是不可分的。 為維護本法院的權威性，本院法醫的鑒定權威性及為了照顧自己(受案法官)與承辦鑒定事務的法醫本人間的同事關系，一些法官往往不經辯論和質證程序而直接采納本法院法醫的鑒定結論， 這種外在的偏私形式顯然不符合法醫學鑒定結論的法律要求， 而且由于其沒有經過法庭辯論程序的嚴格考驗，鑒定結論的科學性目標也是同樣難以得到實現的。
二、 現行法律對法醫學鑒定人的資格及權利義務等無明確規定，難以保證法醫鑒定結論的科學性與公正性。
對法醫學鑒定人資格的審查確定， 應當有一定的標準， 而我國法醫學鑒定制度并未對此做出相應的明確規定，由于我國法醫學鑒定機構設置混亂， 各法醫鑒定機構自定準入條件，各機構人員自由出入， 在個案審判時法官隨意指定鑒定人，沒有做到法醫學鑒定人的專業化、行業化管理。
作為法醫學鑒定主體的鑒定人， 主導著鑒定的整個過程， 其知識結構和業務水平直接影響著法醫鑒定結論的質量。法醫鑒定工作本身具有很強的理論性與實踐性，由于我國目前尚無較完善的鑒定人資格認證制度， 在具體的法醫學鑒定活動中，鑒定人的指定、 選擇無明確的標準，具有極強的隨意性、 在組織鑒定時很難保證相當難度的鑒定由相應職級資格的人員進行， 這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到了法醫學鑒定的質量， 同時由于沒有相應的法醫學鑒定人資格認證制度， 司法機關辦案人員和訴訟當事人對鑒定人的資格、能力、 業務水平等方面的監督無從實現，使訴訟過程“舉證、質證、 認證”時控辯雙方及法官都處于一種無奈的境地，只有多次委托鑒定， 這無形中增加了國家和當事人人力、財力的浪費。
現在我國法醫學鑒定人的來源主要是高等醫科學校畢業的學生， 這些人走出校門即來到單位從事法醫鑒定工作，由于學校專業課程設置不盡合理， 加之未建立鑒定人資格認證制度和完善的畢業后的繼續教育、 進修和培訓制度，法醫鑒定人的責任、 權利和義務無從保證，沒有相應的錯案醫院制度，缺乏激勵機制， 而法醫學學科的發展更新速度又很快， 因此法醫學鑒定人的專業知識結構先天不足同時又老化很快， 常常不能適應鑒定工作的需要。 同時由于鑒定人的單純醫學學科出身導致其法學方面的知識嚴重不足， 而法醫鑒定存在的前提和目的就是為執行法律法規服務， 在鑒定時難以區分清楚每一鑒定案件涉及的法律法規所調整的社會關系和犯罪、違法行為的構成要件，不能具體案件、具體分析， 所作出的鑒定結論必然常常會不符合法律法規的規范性要求，造成鑒定的失誤。
三、我國法醫鑒定管理機制嚴重缺位，不能保證鑒定結論法律公正性和科學性目標的實現。
我國從中央到地方，指導、 管理法醫鑒定工作的職能一直沒有明確的歸屬， 由此導致法醫學鑒定機構多系統多層次設置，管理隸屬關系不順， 目前實踐中擁有法醫鑒定權的機構主要有以下四類：
1.公安機關、國家安全機關、檢察機關、 審判機關各自設立的法醫鑒定機構。
2.高等法學院校、 高等醫學院校及某些科研機構內部設立的法醫學鑒定機構。
3.司法行政機關設立的法醫學鑒定機構
4.依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20條的規定由省級人民政府指定的醫院①
以上法醫鑒定機構彼此獨立、自生自滅、各自為政、守門戶的無序現象，既造成了主體的良萎不分， 參差不齊，又易引發法醫鑒定市場的不正當、不公正競爭。 多統多層次并存、相互分割和封鎖的法醫學鑒定組織體系，使法醫學鑒定活動在實際上處于失控無序的狀態， 無法進行統一的監督和管理。一方面不同系統、 不同層次的鑒定機構之間受理鑒定的范圍不明確， 在司法實踐中鑒定管理工作普遍存在著隨意性，只要有送鑒的， 不管自己有無鑒定權，不管有無辦案機關的委托， 也不管是否屬于自己的管轄區域和是否有鑒定能力， 更不管是否進行重復鑒定，只要有利可圖就來者不拒， 或者本應受理的鑒定業務隨意拒絕受理造成當前法醫鑒定工作混亂無章，另一方面由于沒有相應法律規定， 各鑒定機構之間相互扯皮，終局鑒定不明確， 導致鑒定結論相互矛盾沖突，必然使辦案人員無所適從、難以采信， 造成案件久拖不決，嚴重影響了訴訟效率，對案件的起訴， 審理和公正裁決產生負面效應。
建立新型法醫學鑒定體制的構想
一、 建立獨立于公安司法機關以外的法醫學鑒定體系
公安機關、 檢察機關內部的法醫機構是為國家利益提供法醫學鑒定活動的機構， 為了平衡社會公眾利益與國家利益，保護社會公眾訴訟民主的需求， 有必要建立面向社會公眾提供服務的法醫學鑒定體系。
在司法機關以外依法設立的法醫學鑒定機構， 主要應包括政法高等院校、醫學高等院校、 其他科研機構內部設立的法醫學鑒定機構以及省級政府指定的醫院內設立的法醫學研究機構。 這些機構的存在能夠使當事人具有選擇鑒定機構或鑒定人的權利和靈活性， 從而降低了訴訟成本，保障了訴訟民主的實現。另外， 在司法機構以外設立的法醫鑒定機構多為高等院校內部的科研機構，這些機構參與法醫鑒定工作， 能夠滿足法醫學鑒定力量不足地區的實際需要， 填補其法醫學鑒定科學的空白，同時亦有利于法醫學學科的發展和高級專業人才的培養。
司法機關以外法醫學鑒定機構的存在， 使我國法醫學鑒定體制呈現“多元化”結構， 這種“多元化”體制能夠避免鑒定機構的行政化與官僚化， 使法醫學鑒定工作能真正做到“百家爭鳴”， 在公平競爭中可能更好地提高法醫學鑒定的總體水平， 從而使法醫學鑒定結論的科學性目標得以實現。
二、取消法院內部的法醫鑒定機構，保留公安、 檢察機關的法醫組織。
法院內部存在法醫鑒定機構違反了事物發展的普遍邏輯，在司法實踐中造成種種無法克服的矛盾， 不能確保實現法醫學鑒定結論的科學目標， 不能嚴格的使法醫學鑒定結論接受訴訟程序的檢驗。 在我國審判模式改革后，法院已不再承擔收集證據和舉證的責任， 其所屬的法醫鑒定機構對于審判職能的實現已無多少實際意義，取消法院內部的法醫部門， 法官對鑒定結論的審查檢驗會比較獨立的嚴格依訴訟程序辦事， 對來自任何部門的鑒定結論會采取一視同仁的態度， 不會因照顧親疏關系而有損司法公正， 這樣法醫鑒定結論的科學性和法律性要求將會得到最大滿足。
公安機關、 檢察機關內部的法醫組織的保留有著其客觀必然性。公安、 檢察機關在刑事偵查活動中是國家的代表，其活動宗旨是維護國家和社會全體的利益， 在刑事訴訟中，他們具有共同的目標， 即為偵破和打擊犯罪而努力。公安、檢察機關內部設立法醫鑒定機構， 是為了尋求科學的證據以認定犯罪事實， 從而準確的打擊犯罪，同時也是提高辦案效率， 保守辦案活動中秘密的需要。
公安機關、 檢察機關的偵查職能的行使離不開專業鑒定人員的幫助， 尤其是在公安機關的偵查活動中需要通過法醫學鑒定活動服務的問題是大量的， 而且公安機關已建立起與這種需要相適應的力量雄厚的法醫學鑒定隊伍，取消公安機關內部的法醫機構， 勢將嚴重影響其偵查工作的順利開展。而檢察機關法醫鑒定機構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與公安機關相互制衡的需要， 因為在我國公安機關是一個權力十分強大的獨立系統， 必須由檢察機關加以遏制，以免其權力過度膨脹， 如果在保留公安機關內部法醫機構的同時撤銷檢察機關內部法醫部門的設置， 則必然會打破原有的公安機關與檢察機關之間的制衡機制。
三、 確立司法行政機關作為法醫學鑒定工作的管理機構。
將司法行政機關作為法醫鑒定工作的管理機構、 賦予其管理、指導、監督法醫鑒定工作的職能， 在全國建立以司法行政系統為管理主體的面向社會提供服務的法醫學鑒定體系， 從而實現法醫鑒定管理的統一化和規范化。
首先， 要建立完善的法醫學鑒定人資格認證制度。通過嚴格的考試、考核程序， 使進入法醫學鑒定隊伍的人員在專業知識方面都必須具有精深的造詣， 從而保證法醫學鑒定的科學性。在近期內， 司法行政機關可以在中央和省兩級組織資深法醫鑒定專業權威人士建立相應考評組織，對現有法醫鑒定人進行考試或考核， 以確定其是否具有繼續持有法醫學鑒定工作的資格， 遠期則應由中央司法行政機關組織進行全國性的每年一次的法醫學鑒定人資格考試， 考試合格的人員在進行相應培訓合格后，由司法行政機關頒發證書， 建立國家或地區法醫鑒定人員名冊，實行行業化管理， 鑒定人名冊在每年必行的業務考核后予以更新并通過新聞媒介等向社會公布，以便于辦案單位或訴訟當事人從中挑選和對其工作進行監督。
其次，應建立錯鑒追究制度。 法醫學鑒定應仿效司法機關實行的錯案追究制，建立錯鑒追究制度。 辦錯案要賠償，追究辦案人員的責任，鑒定錯誤，也應當賠償，追究法醫學鑒定人的責任。錯誤鑒定帶來的錯捕、錯訴、錯判，追究直接辦案人員的責任是不公正的，由公、檢、法部門承擔錯案賠償也是不合理的， 只有追究做出錯誤鑒定的鑒定人員的責任才是公正的， 由做出錯誤鑒定的單位或機構賠償才是合理的。 案件當事人因錯誤鑒定遭受的損失，可以向鑒定機關申請要求賠償， 鑒定機關拒不賠償的可以向法院提起請求賠償的訴訟。 由于做出錯誤鑒定的后果將直接由鑒定人或鑒定機構自己承擔， 將會極大調動起法醫鑒定人的責任感， 從而避免錯誤鑒定的產生。
第三，建立鑒定人出庭制度， 使法醫學鑒定接受訴訟程序嚴格的檢驗。目前鑒定人出庭質證的極少， 這種狀況應當改變，根據我國訴訟法的規定， 法庭開庭時，可以通知鑒定人到庭作證， 在法庭上就鑒定的事宜做出相關說明并接受案件當事人及其律師的質證和法庭審判組織的認證。 這既能體現鑒定人對其鑒定結論的負責，也能夠增強法醫鑒定工作的透明度， 這樣的法醫學鑒定結論經過嚴格的程序審查考驗， 其科學性和法律上的公正性才能得到保證。
四、 對當事人的重新鑒定申請權的行使不應作出限制。
法醫學鑒定結論的作為證據的一種， 必須經查證屬實，才能作為定案的依據。理論界有這樣一種說法， 上一級鑒定機構出具的鑒定結論的效力高于下一級鑒定機構出具結論的效力②，這種說法無疑是錯誤的。 從理論上說，法醫學鑒定的結果是一種客觀真理， 不應該根據鑒定機構的級別高低來判斷其質量， 實踐中有的地方的確存在著哪個鑒定機構的級別高， 名氣大就采用誰的傾向。在出現多種鑒定結論時， 法律對法院根據什么標準來采信并沒有做出具體規定，在這種情況下， 法官應如何對待呢？ 有人以平衡保護當事人權利和訴訟效率為由限制重新鑒定的次數③，這顯然是不妥當的。 我個人認為，在當事人對鑒定結論存在異議的情況下， 無論這種異議來自原告還是被告， 法官都應根據舉證責任原則審慎地進行判斷。如果提出異議方雖發現鑒定結論有疑點，但卻無充足理由予以證實， 那么法官可根據庭審情況接納該鑒定結論為證據， 如果提出異議方發現并證實了鑒定結論存在合理的疑點， 那么該當事人有權申請重新鑒定。新的鑒定結論作出后， 一方發現有新的疑點并可證實的，應允許其再次申請更新鑒定， 直至雙方對鑒定結論均不能提出合理懷疑為止， 法官方可將其作出證據采用。
雖然這樣的鑒定活動時間或許太長， 但我們應當考慮到訴訟的公正性和鑒定結論的科學性。我們應該相信法醫科學的力量，相信法醫學專家的良知和智慧， 他們一定有能力使當事人免受訟累之苦。 隨著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法醫學檢驗的范圍和深度也越來越廣泛和精確，將為偵查和審判工作提供更加可靠的科學依據④。 那種以平衡保護雙方當事人權利和訴訟效率為借口限制當事人重新鑒定次數的做法， 無疑是對當事人訴訟民主權利的侵害。
參考文獻
①《司法鑒定證出多門 規范運作刻不容緩》 《法制日報》2001.4.4 肖黎明
②《給鑒定結論開處方》 法醫網 2001.2.16 楊進善
③《規范我國司法鑒定的思考》 法醫網 2001.4.5 瞿建林 郭志媛
④《法醫學》 356頁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1991年版 趙醫隆主編
